美国怎样管理乞丐

有时，我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出行，见到乞讨的人总是主动给些零钱，留学生们也总是按住我的手不让给，说他们都是骗子；我一般都这样教育他们并回答：他骗不骗人是他的事，行不行善可是你的事，一个人到了为生活所迫而扮装乞丐行骗的地步了，难道还不该救济吗？

    我们从媒体上可知，美国的许多富人都将自己的亿万资产捐给了慈善机构，从过去的洛克菲勒、哈默到当今的巴菲特、比尔盖茨以及那些IT新贵们都是如此，毫不吝惜钱财，这也是西方民众没有仇富心里的原因吧。美国有众多的城镇中都树有铜像或雕塑，这些不出名的人为何比总统还有威望（总统也没有人给他树铜像），他们原来是一二百年前本地区最早的的淘金者、开矿人或工厂主，这些人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当地的公共建设，给工人们足够的生活空间。时间久了，许多矿区、厂区变成了一座座美丽的小城镇坐落在田园风光之中，后人能不怀念他们吗?

    西方人大多数人没有将遗产留后的习惯，甚至有人认为给后人留财产，无异于是伤害后人，应该让后人靠自我奋斗、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财富。他们认为财产是绝对带不到棺材中去的，不如让财产变为公共财产流芳百世。西方的老板们都会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是看他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捐出了多少钱。他们认为赚钱是为了花钱，存钱也是为了花钱，晚花不如早花，花了的钱才是自己的钱，存着的钱不知是谁的钱。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超前消费给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当然也会有像两房银行一样的负面作用）。

    再看看我们中国的有钱人，他们中的多数人用钱摆平政府官员，残酷掠夺着公共资源，强力开采矿山，污染河流湖泊，造成生态失衡，资源浪费，废气无序排放，为他们劳作的农民工、打工妹在小煤矿、黑砖窑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血和泪的声讨并没有打动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谁还会为这些为富不仁的老板们树立铜像，不杀他们就算是幸运了，所以说杀富济贫是中国特有的成语。

    每当天灾降至，也有许多企业家捐款捐物，但捐的最多的依然是国有企业，倒不一定是他们觉悟多高，关键是国有资产不捐也得上交，还不如捐了好。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家们的慈善助捐已初显出来，这并非完全是自愿的，与上级摊派有一定的关系。但经过有关人员仔细研究发现有一点，他们捐款时一定要在央视的镜头下或有省级以上领导在场方掏腰包，绝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善捐不留名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积阳徳折寿，积阴德长寿”的道理。（所捐款额与其资产很不成比例)。

    说到这里，在一个博客中看到一个故事。武则天落难时，到一个寺院，往功德箱里捐出了仅有的一文铜钱。此时，方丈立即组织僧人做法事，为这位小女子祈福，并告诫僧人们要学习她无私的佛心。若干年后，武则天当了皇帝，亲驾寺院，带来了一车金银财宝，此时老方丈闭门不见，人们匪夷所思......。耶稣说，一个富翁捐出了一袋金币，比不上只有两个铜板的乞丐捐所捐出的一枚；因为富翁捐出的是剩余价值，而乞丐捐出的却是他维持生命的营生。你很难区分谁更有爱心。

    我们相信，有些演艺界的大腕们更是在捐款活动定要表演一番的，发出几声爱国感言，滴下几滴煽情的泪水，象征性地（或迫于压力或碍于面子）心疼地拿出钱来，决不是出自内心的。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之后，很多朋友指出，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才能使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像中国高层以往提出的很多口号一样。还有一些朋友想了解美国是怎样维持社会和谐的。

    美国是个复杂的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阶层社会的国家，应该说在全球范畴来看还算是比较和谐的，美国国内近200年来从未有推翻政权、大的动乱暴乱和内战，这一切都说明，构建这种社会的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评估二十一世纪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GDP的标准。我们国家GDP增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GNH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就是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经济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老百姓他内心的安宁与幸福感，对他的生活真正认同。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争议。我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作为科技界人员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当时显示我国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是64%，到了91年的时候的调查发现随着整个物质文明的提升，当时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个幸福指数提高了，当时到了73%；但是等到了96年再参加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68％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GNH指数是比较高的，但有些亚非落后国家的GNH也有很高的；像印度，比我们GDP要少得多，国家也不富裕，但GNH指数却比我们高得多，达到了欧洲国家的水平。这说明社会制度在起作用。印度人认为他们想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教，想出国就出国，想向政府示威抗议就游行，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所以就感到幸福。“一个国家的富有不能从存了多少钱（外汇）来衡量，要从藏富于民和为民花了多少钱来看，要从大众消费占国民经济比例来做比照的”。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是不是“民强”。

    写这篇文章，并非在赞扬西方社会，贬低社会主义，而是通过一些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以辨清大是大非的问题。每次回到国内，家人都给我“洗脑”，我也总是用这些信息回答他们。由于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也免不了本能地接受了西方的一些东西，有腐朽落后的也有新兴先进的。另外，国内的信息量太少，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源几乎见不到，媒体都是一面倒地在褒奖政府而缺少不同的声音，民众只能在不对称的信息中寻找有用的东西。